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史学的经世宗旨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直接用于现实政务的“资治”观念，以《资治通鉴》为代表，认为史学应提供全套的政治方针、策略 、经验教训和行为规范；第二是“明道”的观念，以《资治通鉴纲目》为代表，其特征为虽讲鉴戒，但却从属于倡明“天道”和“人道”，史学宗旨最终是要“会归一理之纯粹”，这显现出史学宗旨向精神境界发展的特征，但实质上仍体现着积极用世的思想。明代的两部续《通鉴》原典史书就分别体现了史学经世宗旨的“资治”与“明道”这两大内容。一部为王宗沐的《续资治通鉴》，另一部为薛应旂的《宋元通鉴》。这两本史书著成、刊刻时间相近，内容上下限相同，都以《通鉴》体例续宋元两代历史。它们既有共同的时代特性，又因作者学术渊源和关注重点之不同而各有特色。但长期以来，它们一直被史学界所忽视，目前仅见向燕南于1999年发表的一篇研究薛应史学思想的论文，而对王宗沐史书的研究则是一片空白。因此，本文试对这两部续通鉴之作进行比较研究，以期进一步加深对明代史学的认识。

一

王宗沐与薛应旂的这两部续通鉴史书都著于嘉靖年间，且其始著与著成时间十分相近，都分别相差一年。王宗沐（1523—1591），字新甫，号敬所，浙江临海人，历仕刑部主事、广西右布政使等职，毕生以事功为己任，主要致力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实事，因此作为事功之臣被载入《明史》，他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始著《续资治通鉴》，并于隆庆元年（1567）著成、刊刻。薛应旂（1500—1576？），字仲常，号方山，江苏武进人，历仕浙江慈溪知县、江西教授等职，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终身主要致力于理学研究和学政活动，其《宋元通鉴》始著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并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正式刊刻。这种始著与著成时间段上的相近性即提供了相互比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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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不可能超脱自己的时代，其著作必然要留下时代的印迹。明代嘉靖时期，社会危机加深，内有盗贼作乱，边境形势紧张，东南沿海有倭寇之患，北方蒙古军队更是频繁南下侵扰。面对这种形势，史学界从对现实的关注出发，主张史以经世，从历史中寻求借鉴。而在文学界复古风尚的影响下，史学家们也逐渐从只重纲目转为并重古籍原典。王氏与薛氏之续通鉴即诞生于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因此，这两部续通鉴史书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很多共性。

首先，受当时史学界排元思想的影响，王氏与薛氏的续通鉴都强调夷夏之防，表现出浓厚的正统观念。由于北部蒙古势力频繁入侵，甚至进逼京师，边境危机日紧，史学界排元情绪高涨，强调宋之正统，贬低少数民族政权，对元代修史将宋、辽、金三史并立不满的风气浓厚。受这股思潮的影响，王氏、薛氏均强调夷夏之防，尊宋贬元，强调宋之正统性。王氏认为辽金元三国皆夷，元代修史将宋辽金三史并立，是从元代自身也为“夷”之考虑出发，因此他为了突出宋之正统，将辽金与元世祖以前君王皆称为国主，“示不得与宋并，夷之也”。薛氏同样也认为自元灭宋后，“中国尽为夷狄也”。为强调内夏外夷，他们均将辽夏金史并入宋史之下来记述，这也反映了当时史学界面对蒙古南侵、蒙汉关系紧张的现实而出现的民族主义史学的热潮，体现了当时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致用趋向。

因此，二人对元代历史持批判的接受态度，认为通过著元通鉴可知宋之失策和明之功业。王氏著元通鉴，在于他认为编年体史书不能废一代之史，更重要则在于明代正革元命，对其进行批判，可以知其乱而彰明大明之功业，因此他著《元资治通鉴》仅略撮他认为的“大且要者”，即可为明王朝所借鉴的史实。薛氏亦认为元代虽已灭亡，但国可灭史不可灭，通过著元通鉴可见“元之乱华皆本于宋之用匪其人所致”，从而使“千万世之永鉴者莫大于是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的元通鉴著述都相当粗略。王氏六十四卷的总篇幅中，元通鉴仅占十二卷；薛氏一百五十七卷的总篇幅中，元通鉴亦只占到二十九卷。但是与当时许多激进史家将元代从历史传承统系中剔除，以明代直接宋代不同，二人都从历史的继承性出发，承认元统。王氏认为“元自至元庚辰以后，不得不以正统与之，固无容论”。薛氏亦认为自元世祖至元十七年混一天下后，元即为正统，“此亦气数之一大变，天实命之”。从历史的真实性出发，承认元统，这是他们比当时激进的民族主义史家更注重历史真实性的表现，体现了他们的历史主义精神。

其次，他们均强调史学之经世，注重史学的借鉴作用。中国传统史学一直十分强调史实的借鉴功用，尤其强调为统治者提供统治的经验教训。《尚书》的“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对后世史学影响很大，在修史中即表现为强烈的经世意识。

在著书宗旨上，王氏、薛氏都表现出了很强的经世色彩，强调史学的借鉴作用。王氏认为《通鉴》编次年月，会通全史，盛衰沿革易于考证，而从续修的角度来看，自宋受命至元灭亡这段兴亡治乱的历史不应独缺，他是为“有国者之鉴”而著此书。薛氏十分注重史学的经世价值，认为“文不经世，虽古何为”，而史学之经世是通过史学的借鉴作用体现出来的。薛氏认为“宋元固今之夏殷也，所宜为监者，盖莫切于此矣”，而自宋以来李焘、刘时举、陈等人的续编著作皆纪载失次、笔削未当，因此他著此书目的即为“欲后人监前人之辙迹以为法戒，而不至于失身败事”。因此，在史学须经世思想的指导下，他们虽然强调史学的求真性，但更注重史学的致用性。不论是王氏的比事考异以求史实之真，还是薛氏的“传信传疑而不任己见”的史学求真方式，在他们眼里，历史的真实性总是被置于第二位，服务于史学的致用性的。

从史学的借鉴角度出发，他们对于宋元兴衰替代大势认识相同。他们都认为宋代灭亡是由君昏臣，奸臣当道，内小人而外君子造成的。王宗沐认为宋代之衰亡主要有治乱、南北、存亡三个转折点，而它们“皆起于奸臣，不可不戒也。”薛应旂亦指出“至论其大可鉴戒者，则宋初立国君子小人并用，而君子多至摈斥，小人多至显融，迨建中靖康间，曾蔡之徒更迭为相，而南渡以后则汪黄秦汤韩史贾诸人相继擅权，内小人外君子，遂致善类销亡而士人无赖”，此即是宋亡元兴的主要原因。在相同的经世视野之下，他们对于向历史究竟应该借鉴什么、借鉴的目的何在却产生了分歧，由此表现出了“资治”与“明道”两种不同的趋向。

二

王氏与薛氏“资治”与“明道”两种不同的趋向主要表现在：王氏之书致力于史中求鉴，表现出了强烈的事功色彩，有着对于现实的强烈关注，体现了经世史学的“资治”观念；薛氏之书则侧重于史中求道，通过对道德、对理学的褒扬以期达到鉴戒的目的，带有较浓厚的儒家理想色彩，体现了经世史学的“明道”观念。这种差异是与王氏、薛氏学术渊源与关注重点之不同是紧密相关的。

他们学术渊源上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王宗沐一直笃信心学，而薛应旂则“出入朱陆之间”。王宗沐与薛应旂都曾师从王门江右学派掌门人欧阳德，作为王阳明的弟子，欧阳德强调“学务实践，不务空虚”，其思想特点从肯定良知展现于具体践履过程的观点出发，强调致知过程中主体道德践履的修养工夫，反对以王畿及泰州学派所鼓吹的取消践履工夫的现成良知说。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将王宗沐归于浙中王门学派，而将薛应旂归于南中王门学派。王宗沐一直笃信心学，较忠实地继承了欧阳德的“学务实践，不务空虚”学术思想，他十分重视良知的具体践履过程，主要致力于建设书院、减免赋税、改革漕制，主张海运等实务，是当时一位颇有政声的大员。而薛应旂的主要学术特点则为“出入朱陆之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方山文录》评论道：“其学初出于邵宝，后从泰和欧阳德。德，姚江派也。又从高陵吕，，河东派也。故所见出入朱陆之间”，因此，正是在其“出入朱陆之间”的理学思想影响下，薛应旂将欧阳德的心学思想与吕的程朱理论相融合，构成了他强调知识传统和道德践履的思想特点。由于他们这种学术渊源与关注重点之不同，因此，在进行相同的续《通鉴》著述时，他们表现出了注重“资治”与注重“明道”两种不同的趋向。

（一）王宗沐史学经世思想下的“资治”趋向

不同于之前续通鉴史书多以纲目为体且侧重于史中求道，王宗沐的《续资治通鉴》更接近于《通鉴》原典主旨。王氏对可以为后世借鉴的名儒及道学文章亦加以记载评述，但他主要详于名臣、硕辅的经国政事，主要从“资治”角度来对宋代灭亡之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从历史发展的总体来看，宋代之衰亡主要有三个转折点，“尝谓元、绍圣治乱之界，靖康、建炎南北之界，景定、咸淳存亡之界”，正是由于在这几个历史转折时期，宋代君臣的昏庸失策才导致了宋的灭亡，因此，他在书中也着重于翔实记载这几个历史时期的事体更革、人才进退等史实，以资后人借鉴。由于是以“资治”为主旨来著书，王宗沐只着重记载了从他的视野出发认为对当代有借鉴作用的治乱兴亡之事，其他史实则记载的很粗疏，其仅六十四卷的篇幅也决定了它不是一本较完善的宋元通鉴之作。但通观全书，最反映其资治思想、广为后人所采用的是他的史论。

王宗沐的“资治”思想主要地体现在他的史论上。王宗沐很注重对史实进行评论，其评论多着眼于历史兴衰的之因果。史家的历史见识不仅表现在对历史发展大势的系统而深刻的认识上，而且还表现在他善于从极细琐的历史事件中来体认这种发展趋势。王宗沐就很重视通过对看似很偶然的事件的评论来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全书共有三十三处评论，其中三十处都与探讨朝代治乱、兴衰、成败相关，为“有国者之鉴”而发，这也充分体现了他对史学“资治”作用的重视。

他认为反思宋代历史，可以从很多事情上看到宋亡的端兆。宋之亡国非一日之弊，是由立国之后的种种失策与弊端累积而致的，通观全史，宋之灭亡在于立国之初政策的失误及以后的君庸臣，奸臣当道，排斥人才，纪纲紊乱而致。其评论紧紧扣住了鉴戒宋元亡国之教训这一主题，每一处评论都与当时及以后历史发展大势相连，并常用“不可不戒也”之类的警示话语来表明其著书宗旨。

同时，他认为反思宋代历史，有许多可以借鉴之处。首先，国家的强弱之势与立国之初的政策休戚相关。他在第五十二卷末总结宋代灭亡之鉴时，指出正是由于宋太祖在立国之初采取尽释兵权导致了藩镇势弱，埋下了以后靖康之祸、江左偷安之因；宋太祖优礼大臣且著为法令，才导致了以后的奸臣肆意误国、亡国。王宗沐认为“此二事最大而为害最甚”。其次，他认为君主应该具有“刚明”的品质，要“知人”，要“淡然无欲”。他在宋仁宗偏听群小之言，于庆历五年罢科举新法之事下感慨道“人君之权安在不问行之当否，而以言之多寡为是非，则议论之端何穷，宋卒以是亡国，其来非一日矣”。再次，宋代的逐步衰亡与奸臣当道有很大关系。宋代的君昏臣奸导致人才乏弱、士风败坏。在论岳飞之死时，他认为宋之人才到章、蔡京当政时已被逐迨尽，“而宋事始坏矣”；宋之将才到秦桧专权时“忠心锐气销铄己尽，而宋事始大坏矣”。因此，纪纲紊乱，士风大坏。王氏曾痛斥道“宋之士习，自蔡京而后，廉耻道尽，以极于绍兴庆元之间……士人如此则朝廷无纪纲，无纪纲则天下无善政……又何待蒙古改元之日而后左也，是可痛也已。”宋亡元兴与宋本身的腐败、失策是分不开的，王宗沐在史论中一再点明宋亡之因，也是从其“资治”的著书宗旨出发的。

受自己所处时代的影响，王宗沐的史论对军事及用兵之策也相当重视。明代嘉靖年间的边防危机实质上也与其边防军事策略及相关民族政策不当有关。面对当时南倭北寇的边防危机，他对兵事相当重视，因此其评论也提到用兵之策。他在评论宋度宗咸淳十年，元伯颜、阿术一路直下南侵时指出：

……故得地利者三利焉，以高临下，势便事利，一也；近己地而据上流，进退有资，二也；下仰上以为藩蔽，撤其蔽则先声震，城守丧气，三也。两军相持据高者胜，赵奢先据北山，唐庄宗引上土山是也。一水相持，捣下者胜，张兴世反凿钱湖，王直捣石城是也。自古以兵争天下者多矣，而未有用兵如元之精者，以故灭国百余而尽跨宇内无留行者，吾故著之于此，以告后世之谈兵利者。”

总体来言，王氏之书着重于对宋元兴衰治乱之界的详细描述，其史论中充满了对当时各种现实的政治、军事形势的清晰分析，论述了导致宋、元灭亡的种种因素，同时又紧紧把握住了资治、鉴戒这一主题，充满了对现实的密切关注。这反映了王宗沐对宋、元历史的深刻反思和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也确对其所处的时代具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二）薛应旂史学经世思想下的“明道”趋向

不同于王宗沐对现实政治、军事的高度重视，薛应旂为史学的经世作用不仅表现在可以“资治”，更重要的是可以“明道”，体认天理。薛氏明确指出其《宋元通鉴》“匪直可以资治而已”，更重要的是将可资鉴戒之事“直书备录，其义自见”，使君臣士庶都以之为鉴，并且各尽其分，从而达到以史明道的目的。其理论依据则在于他所主张的“经史一也”、“史亦载道”观念。

在经史关系上，作为王学再传弟子的薛应旂，明显受王阳明思想的影响，提出了“经史一也”的主张，但他“已不再像王阳明那样，主要是讨论道德修养问题而发，而是直接针对朱熹尊经抑史的观点进行批驳，即其意已是专意讨论史学问题了”。他指出经、史在产生之初是合一的，而后代史官厘分经史是错误的，因为“若以经史分精粗，何乃谓精义”。同时，他又认为经与史二者不存在高下之别，“道见于事，事寓乎道，经亦载事，史亦载道，要之不可以殊观也”，这就将史学提高到了与经学同等的地位。但作为一名“出入朱陆之间”的学者，他认为“经史一也”的理论前提为“史亦载道”，从史中可求道，可以体察天理。“史亦载道”正是史学经世、借鉴作用存在的基础，这又体现了他浓厚的理学色彩。

薛应旂认为史学的借鉴、经世功能是通过对道学、对道德的褒扬来实现的。因为“天地间至贵者人人，而至贵者以道德有于身而已矣”，同时，道德与功业又是相为体用，不可分割的。因此，他认为《宋史》将儒林、道学分为两传是不妥的，其原因就在于《宋史》著者“不知儒非道学以何为儒，道学不谓之儒又以何者谓之儒哉”。在此思想指导下，其《宋元通鉴》“致详于道学，而凡功业文章者，虽其学有精纯驳之不同，亦并著于篇”。他认为《资治通鉴》多详于名臣、硕辅之经国政事，对于儒学隐逸重视不够。而他为了“明道”，在书中对儒学隐逸也详加记载，同时他对于可以明道的“理学政治论次旧闻”、可为世法戒的“宋元之史及诸名家纪录及诏令奏疏，议论启”全部不加裁减，直掇全文。他认为只要忠实地记载史实，人们就可以从史实中探知鉴戒，达到彰明道德，善恶自见的效果。

正是在这种据事直录、善恶自见思想的基础上，薛应旂在书中自己不对史实进行评论。他认为人人皆有是非之心，而天下后世自有公论，不必皆从己出。因此，他在书中自己不发表评论，间或略附数言，亦采世人赞同之公论。据粗略统计，薛应旂在一百五十七卷的篇幅中大约共引五十多条评论，其引论多采自《宋史》、《元史》之评论。其引论中时常充斥着一些致力于人物道德之褒贬的评语，这反映了他重视道德力量和人之精神修养的意识，充分体现了他的史以明道的思想。

三

这两部续《通鉴》史书的价值就在于：从续《资治通鉴》原典这一角度而言，薛氏、王氏之书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批“宋元通鉴”（因为之前元末明初陈的《通鉴续编》仍为纲目体史书）。被后人所接受也正是它们的特长之处：王氏最反映其“资治”思想的史论被后来纲鉴体史书广泛采用，钟惺的《通鉴正史大全》、王凤洲的《纲鉴历朝正史全编》、袁黄的《纲鉴补》等这些在社会上十分流行的历史教科书里都收录有王宗沐的评论，其三十三处评论大约收录有近二十条，这反映了当时世人对其史评的认可程度；而薛氏《宋元通鉴》因注重“明道”而尤详于道学宗派，书中所载的道学诸人“颇能采据诸家文集，多出于正史之外”，留下了研究道学的丰富资料。

同时，这两部续通鉴史书的弊病也是十分明显的，即它们在史实记载上都存在着疏略、荒陋之弊病，也正因此而一直受到清代考据学家的诟病，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里曾指责薛氏孤陋寡闻，对于宋代的一些基本史料，如王、李焘、杨仲良等诸家之书多未寓目。毕沅则认为王氏之书年月参差，事迹脱落，而薛氏之书虽稍详而于元丰之更官制，至元之定赋法一切制度语多略。这些弊病，与以下几个因素是分不开的。首先在客观上，与他们所据史料的局限性有关。薛氏之书“大抵以商辂等《通鉴纲目续编》为蓝本，而稍摭他书附益之”，而商辂之书“颇多舛漏”，王宗沐修史则“采摭宋辽金元全史”。这几部正史本身就毛病诸多，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稍为可观。加之他们当时可见的宋、元史料又有限，像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详记宋代史事之书，直至清代开馆修四库全书，世人才得以一见。因此，由于修史底本的舛误遗漏和可据史料数量的局限性，在客观上而言，这两部史书不会是完善之作。当然，其弊病最主要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主观意识所造成的，这是与他们修史主旨有关。他们修史主要的目的在于经世，史实的求真求备被放在了第二位。他们史料搜集的热点集中在了他们认为可以为后世鉴戒的史料。薛氏着重于可以明道的史料，王氏则热衷于探明治乱兴亡之势。因此，致用至上的著史宗旨注定了他们视野的狭窄，这种视野的狭窄使得他们不可能博览群书，资料翔实全备。由二书之弊病，我们也可对明代史学有更全面的认识。薛氏、王氏对当时可见的宋元史料不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与考证，仅据少量史料便开始修书，这反映了明代史学界浮躁不扎实的学风，清代考据学家对这两部书评价很低也与此有关。王氏的三、四条评论为抄袭前人之论且著为己论，薛氏对史料不加裁减，甚至碑刻、赠言、寄札祭文等也大量抄录，这些都反映了明代史学界存在着剽窃、钞撮的不良风气，这也深为清代学者所诟病。

总体来看，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后人的发展总是以前人的累积为基础的。清代康熙年间，徐乾学以薛应旂之书为底本著《资治通鉴后编》。乾隆时期，毕沅又在徐乾学之书的基础上，补以新出史料，著成《续资治通鉴》，成为后世公认较完善的续通鉴之书。王宗沐、薛应旂的续通鉴之作是对经世巨作《资治通鉴》进行续补和发展完善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对王宗沐、薛应旂的续《通鉴》史书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我们了解明代史学的共性与特质具有普遍意义。这两部续《通鉴》史书反映了当时的史学界历史认识与学术倾向，对夷夏之防与正统观的重视反映了当时史学界的民族主义趋向，对元代批判的接受态度又体现了他们的历史主义精神；同时，他们在经世视野下表现出的“资治”与“明道的”两种不同趋向，也反映了当时明代史学发展已打破了《纲目》的一统天下，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格局。因此，对于这两部续《通鉴》史书客观评价其得失，合理利用其成果，是我们对待此类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

作者： 左桂秋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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